澳门皇冠金沙官网娱乐

  • 1
  • 2
澳门皇冠金沙官网娱乐 >> 校友汇 >> 详细内容
 
陈蒲清:我的中师 我的大学 ——《八十回忆》连载之五
日期:2018-05-31 10:20:24  浏览量:443

陈蒲清:我的中师 我的大学 ——《八十回忆》连载之五

陈蒲清 五山五彩石 前天

说明: https://mmbiz.qpic.cn/mmbiz_jpg/icu7sck29VyTibeqNy2j4etwPnsKExQc7vj9AWYSTlrQ3PnzTPicl4Kto7JzKT5h6qk1via0sQXmzkToJq5jO2qQHQ/640?wx_fmt=jpeg&tp=webp&wxfrom=5&wx_lazy=1

 

 

《八十回忆》是2016年由岳麓书社、香港文源出版社分别出版的陈蒲清著《文字缘》《文字缘续篇》的一部分,是著作等身的大学者陈蒲清先生难得的自述文字。

 

说明: https://mmbiz.qpic.cn/mmbiz_jpg/icu7sck29VyRQdI6knJw8iaP5p5SYIhKOFdOABA3u0NabibDLuTtxQB2NbNm9OEoM47TvWwnznkGmjVXD8ia7FW6sw/640?wx_fmt=jpeg&tp=webp&wxfrom=5&wx_lazy=1我的中师(原题“桃源师范”)

 

桃源师范是著名民主革命家宋教仁先生创办的。我入校时的校长是徐福来,副校长龚哲民,教导主任申业敬。我1953年秋天进校,直到1956年毕业考入湖南师范学院。

 学校临近沅水,河水清澈见底,鹅卵石河床上翻腾着朵朵雪白的浪花。晴朗而水浅的夏日,可以下河嬉戏、游泳。每天傍晚,我常常跟好友彭世伟、欧仲秋等在河边散步,往往凝视着白帆远去而遐想连翩。

 河对岸是一座陡峭如切割而成的石壁,崖高百尺,叫做“关公岩”。传说是五月十三日关羽在江边磨他的青龙偃月刀,磨锋利后试刀劈成的。现在,桃源还有“磨刀节”,人们说五月十三日那天江水会暴涨。有同学告诉我说,关公岩下出产著名的桃源纹石,是刻印章的上好石材。可惜我没有去过关公岩。

 桃源师范求学三年,是我求学阶段最愉快的时光。

 首先是经济上没有后顾之忧。师范学生都享受助学金,不缴任何费用。没有经济负担,也就没有精神负担,过得很舒心。文娱、体育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,学校经常举行舞会,当时最流行的舞蹈是集体舞。我在这里,不仅学了一般的学问常识,学了心理学、教育学、各科教学方法,而且学了绘画,学了唱歌、作曲,学会了单杠、双杠、跳马等各项体育技能,增强了体质。

 其次是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。这三年中没有发动学生搞大的政治运动,还提出了“向科学进军”的口号,学生可以专心学习。我在课外读了不少书,特别喜欢诗歌、民间故事和名人传记,自己也喜欢写点小诗、小故事。我从小爱好下象棋,有时为了一着棋甚至争得面红耳赤,有客人来了也端出棋盘要跟他下棋。但是,进桃源师范以后,为了集中精力搞学习和锻炼身体,我戒了棋瘾,再不下象棋了。直到今天,我最多只看别人下,自己决不下。总之,当时政治环境相对宽松,激发了我的学习积极性。虽然,1955年发生了肃清“胡风反革命集团”的案件,我读过胡风、路翎、舒芜的著作,对案件有些不理解:“写文章、写信,为什么竟然成了反革命?”这给我留下了微弱的思想阴影。但是,这个案件没有牵涉到桃源师范的老师,更没有跟学生发生关系,所以没有影响学校的政治气氛。

 第三是有一批好教师。大家年级有六个班,包括五个男生班和一个女士班。我在69班,班主任叫穆振华。穆振华老师是安化县前乡人,方言很重,他教物理,常把“一尺”发音为“一塔”。穆老师对学生宽厚,嘘寒问暖。可惜,他的儿子后来在学问大革命中被打死,老人家该是多么悲痛啊。跟我关系最密切的老师是语文老师罗祚韩。罗祚韩能够说一口道地的普通话,他的教学给大家打下了良好的语音基础。他教作文不拘一格,除了老师出的题目,学生可以自己拟定题目;还可以写长篇文章,一次交一个部分,一个学期写一篇文章就够了。当时,推行苏联的凯洛夫教育思想,一切有严格的教学计划,罗老师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离经叛道的。但是,大家学生是受益者,给了大家自由驰骋的空间。此外,语文老师赖汉屏、杨昌炽、罗林、杨利民、张新民、柳霞蔚,历史老师熊兴坚,教育学教师覃言念,音乐老师李廷建,图画教师卫雪樵、段千湖,体育教师郑奠邑等,他们的课都教得不错。可惜,柳霞蔚患癌症去世,罗林、杨利民、赖汉屏、熊兴坚、李廷建及副校长龚哲民等后来被打成右派,张新民、杨昌炽在学问大革命中也难逃厄运。李廷建对自己的音乐才能颇为自负,在土地改革时,他曾经创作了歌剧《黄石桥》,积极配合土地改革,在全县各地演出。可惜,打成右派后在劳动改造中去世。赖汉屏老师在抗日战争期间曾经是报纸的主笔,国学基础深厚,文章活泼而有文采。文革中被关进监狱,他后来对我说:“幸好进了监狱,不然接受群众专政,性命早就没有了。我还得力我的老伴,没有跟我离婚,经济上接济我。反右运动中,右派的配偶如果是国家工作人员,为了划清界限,往往跟右派离婚。”

 桃源师范给我印象最深的同学有杨春美、余顺尧、彭世伟、杨健民、刘复初、李有德、欧仲秋、颜昌明、张会恩、王纲、孟昭明、邓世娴、周晶莹、游桂珍等。

 桃源师范三年是我求学阶段最愉快的时光,而且我从此热爱上了教师职业。


说明: data:image/gif;base64,iVBORw0KGgoAAAANSUhEUgAAAAEAAAABCAYAAAAfFcSJAAAADUlEQVQImWNgYGBgAAAABQABh6FO1AAAAABJRU5ErkJggg==我的大学(原题“湖南师范学院与反右等运动”)

 

 桃源师范毕业生本来应该去当小学教师。1956年初夏,忽然接到中师生可以报考高等师范的通知。学校组织报考的学生复习。复习的那一个月非常紧张,白天、晚上都要上课。不过,我还是忙里偷闲,每天坚持体育锻炼。我参加高考,考取了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。

 1956年秋季入学。当时,湖南省高校很少,本科只有师范学院、土木建筑学院、医学院、农学院、矿冶学院,号称“五院”。师范学院后来成为师范大学、土木建筑学院后来恢复为湖南大学。当时,师范学院、土木建筑学院的分界线是从牌楼口通往自卑亭的大马路,路北是师范学院,路南是土木建筑学院。湖南师范学院的行政办公中心在古老的岳麓书院。院长是刘寿祺。中文系主任是韩罕明教授。

 我入学时,著名教授杨树达先生已经去世,马宗霍先生给别班上课,我没有听到他们的课。给大家上课而且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有:古典文学教师李怙、宋祚胤、羊春秋、马积高,现代文学教师魏竞江,现代汉语教师周铁铮,古代汉语教师周秉钧、邓福南,教学法教师张大贤等。还有辅导过大家的青年教师秦旭卿、鲍厚星等。李怙老师教学严谨,他讲课有板有眼,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。他为人也是这样。我毕业后在常德师专教书,有一次,李怙老师托宋祚胤先生带一个便条给我,每个字都写得端正,字对字,行对行,整整齐齐,像印刷出来的一样。这只是一张便条啊。可惜,李怙老师和他的夫人罗老师,在学问大革命中双双上吊自杀。宋祚胤老师讲课常识量大,训诂狂征博引,而又充满激情,使大家受益良多。羊春秋老师和马积高老师讲课,都似乎不带讲稿,但是,背诵如流,左右逢源。魏竞江老师特别擅长讲戏剧,把戏剧人物和冲突讲得活灵活现。

 

当时,高等学校教材建设落后,大多数课程的教材都是零零星星的,一次发几页,发完后自己装订,学生们戏称为“发传单”;发的教材,有石印的,还有油印的。学校教材科所发给大家的装订成册了的教材只有两本,一本是周铁铮主编的《现代汉语》,一本是周秉钧编写的《古代汉语》。这两本教材都有特色。可是,周铁铮、周秉钧两位先生都成了右派。

 宋祚胤、羊春秋、马积高、周秉钧、邓福南、秦旭卿、鲍厚星等老师,后来跟我交往比较多。他们都是颇有学术成就的人。宋祚胤(1918——1994),花垣县人。他研究的领域广泛,最突出的是《周易》研究。他经过认真考证,认为《周易》成书于周厉王时代,独树一帜,颇有创见。毕业后,我每到长沙就去看望宋祚胤老师。大家见面后无所不谈,在“学问大革命”中谈到江青之流的倒行逆施时,宋祚胤老师自信地说:“这只是回光返照而已。”我调到长沙后去得更多。有一次,他非常自信地问我:“你看我对《周易》的看法如何?”我说:“先生自成一家之言。”他说:“不是一家之言,就应该这样说明。”他非常自信。宋祚胤老师跟我谈话都直来直去。我的《中国古代寓言史》出版后,他非常高兴地鼓励我;可是,《世界寓言通论》出版后,他却批评我:“你怎么搞的?中国还没有搞清楚,又搞到外国去了。”周秉钧(1916——1993),汨罗县人。他教学和科研的特点是严谨周密,一丝不苟。他对《尚书》研究颇深。我每次见他,他都从容质朴,从不张扬。羊春秋(1922——2002),邵东县人。他兴趣广泛,而对散曲研究最深,自己也善于写近体诗和散曲。羊春秋老师善于提携后进,具有甘为人梯的精神。我和几位同仁编了《中国古代寓言选》,请他审阅,他竟然花了很长的时间认真审查,而且一字一句地修改,还写了序言。我每次会见他,他都侃侃而谈,使我如坐春风。我略有成就后,他在许多场合都为我“说项”。马积高(1925——2001),衡阳人。他最突出的成就是赋学研究,他著了我国第一本《赋史》,主编了《历代辞赋总汇》。他的《宋明理学与文学》等著作也具有深刻见解。197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请他为该社即将出版的言文对照版《古文观止》审稿,他推辞了,却特地推荐我。所以,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喻岳衡先生专门到益阳找我审稿。秦旭卿老师、鲍厚星老师,既是我的老师,也是我的朋友,可以说是师兼友情。

 中文系一年级分11个小班,我在第一班,全班只有25个同学,其中男同学20名,女

同学5名。我同寝室的8个同学是,李重盛、焦裕基、刘承训、黄伯荣、吴雄甫、王俊、陈自力和我。班干部实行班三角制,杨志超担任团支部书记,唐克辉担任班长,我担任班主席。当时,国民经济情况比较好,九元钱一个月的伙食费,有荤有素。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,提出要尽快地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。教育战线号召“向科学进军”。这都是鼓舞人心的。所以,学生们都有乐观、上进的心态。大家思想活跃,听课与课外学习都很认真。比如:学习俄语,我的舌头笨,发不好舌尖颤音[p],就对着镜子苦练了一个多月。我在课外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,最喜欢的作家有:俄国的普希金、莱蒙托夫、屠格列夫、果戈里、契科夫,法国的雨果、巴尔扎克、都德,英国的莎士比亚、拜仑、雪莱、济慈、迭更斯,印度的泰戈尔。我还参加了湖南省的方言调查,1956年完成《澧县方言调查报告》,引导老师是彭秀模、彭庆达。1960年由湖南师范学院把81个县市报告合编为《湖南省汉语方言普查总结报告》。

 那时,课外生活也比较活跃。学校经常有舞会,每周末都放影片,大家看得最多的影片是苏联拍摄的古典名著影片、印度影片、我国三十年代的影片。班上也举行了不少活动。记得第一个学期的中秋,我班就在爱晚亭举行了文艺赏月晚会;第二学期一开学就组织了春游烈士公园。学校紧靠岳麓山,岳麓山是风景名山,也是学问名山。我经常跟同学们爬山,爱晚亭、麓山寺、云麓宫、蔡锷纪念堂、黄兴墓都是常去的地方。

 第二学期开学不久,涂西畴副院长向全体师生传达了毛爷爷主席1957227日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》。讲话大力提倡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,并且说暴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。报告中还讲到青年作家王蒙的问题。当时,王蒙写了一篇小说《组织部里新来的年青人》,揭露了党委组织部的领导,正在受到非议。毛爷爷在讲话中特意为王蒙辩讲解,党委有问题也可以揭露,而且幽默地说:“我和王蒙又不是亲戚。”当时,热烈盼望民主的师生们,听了都非常高兴。4月份,中共中央发出了《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》,号召大家反对官僚主义、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。5月份整风进入高潮。同学们积极地贴大字报,批评政府工作中的缺点。大字报铺天盖地,领导派干部专门抄录大字报。我因为只知道读书,对社会了解得不多,写不出有内容的大字报。我是班干部,却写不出大字报,被人看成“不积极”,感到有压力。我还真有些羡慕那些能够提出许多意见的积极分子。

 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,68日《人民日报》突然发表社论《这是为什么》,风向急转,不久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。报纸上正式公布了毛爷爷的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》,但是已经不是涂西畴副院长原来所传达的样子,为王蒙辩护之类的话语已经删除了,强调的是划分鲜花与毒草的标准。反右运动中把人分成左派、中派、右派。贴大字报积极的人大都受到批判斗争,打成了右派或中右分子。领导派干部抄录的大字报,就成为这些人的罪状。学校领导传达上级精神说:“大家请客人整风,这些人却是刺客。有人说大家搞阴谋,大家是阳谋。”后来,我还读到了毛爷爷主席的这段话:“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,推翻共产党的领导,大家就要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。”(《毛爷爷选集》第五卷,第338页)

 我班20个男同学有4个打成右派分子,他们是李重盛、焦裕基,郑昌华、萧芬亭。李重盛、焦裕基跟我同寝室,郑昌华、萧芬亭住在我对面的寝室。

 李重盛是参加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,转业后考上了湖南师范大学,人生经历丰富,自行车技术相当好,在大家寝室是一副大哥哥的样子。平时说话很稳重。在整风运动中,他用“萧质工”的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,叫做《睁开眼睛看看吧》,主要内容是:农村农民的生活很苦,但是有人说农民生活幸福,希翼这些人睁开眼睛看看。反右开始后,《睁开眼睛看看吧》被定为大毒草,受到批判斗争。有一天,在教学大楼308大礼堂(这栋楼后来划归湖南大学)举行全校性的批判大会,还请来了《湖南日报》等资讯单位的记者。由于我是班主席,上面指定我主持批判大会。我这人从来没有主持过这种场面,当干部的经历短,有些怯场。但是,上面既已经指定,只能答应,好在不要我发言。批判的声浪越来越高,有的积极分子上台动手打人。我想,这应该制止。于是说:“右派虽然是敌我矛盾,但是《人民日报》有文章说要作内部矛盾处理。希翼不要打人。”会上,马上有人递上纸条,说是主持会议的人不能给群众泼冷水,不能同情右派。散会以后,我受到激烈批评,从此退出了班干部队伍。我当时觉得委屈,但仔细一想,内心的确是有些同情李重盛,一来认为他是志愿军,曾经被称为“最可爱的人”,二来认为他到底是同学嘛。

 焦裕基年纪很小,会打篮球。他写大字报、贴大字报都十分积极,而且好像曾经写了一张批评学校肃反扩大化的大字报。因此,打成了小右派。批判他时,我也发了言,虽然是被迫的。1987年中等师范系统评定职称,有人把他的材料送给我审定,我才知道他在平反以后担任了新宁县教师进修学校的负责人,而且是全国优秀教师。他一心扑在工作上,甚至不顾自己孩子的严重疾病,获得了大家的好评。我带着内疚的心情,在他的材料上签署了肯定赞扬的意见。

 郑昌华出生比较富裕的资本家家庭,平时就是文娱活动积极分子,三弦弹得很好。在晚会上,他弹三弦,吴雄甫拉二胡,王俊吹笛子,是我班的绝活。在运动中他跟参加文娱活动一样表现积极,当学生们组织队伍到《湖南日报》社去质问:“为什么不刊登大家学校学生的意见?为什么轻视师范的学生?”他也积极参加了。就是因为这一参加,被定罪为冲击《湖南日报》,划为右派。

 萧芬亭是调干学生。他出生贫农,据说小时候曾经讨米要饭,所以根正苗红,担任了某县的区委副书记。他调干学习,那时学生党员非常少,就理所当然地担任了全系的学生党支部书记。反右开始时,他担任全系反右的领导工作。可是,运动开展不久,他却被宣布为右派分子。听说他的材料是从原来单位转来的。主要材料是,在区里工作时曾经说过农民生活很苦,而且他妻子出身剥削阶级。

 老师中也打了不少的右派。其中,给大家上过课的老师有周铁铮、周秉钧、罗凯岚,没有给大家上过课的老师有魏猛克、严怪愚、吴容甫、汪华藻等。周铁铮,是名儒杨树达先生的女婿。他打右派的原因大概是对文字改革发表过反对意见。打右派之后,被定为“现行反革命”,解雇出教师队伍,在长沙市扫马路。后来,据说在冬天扫马路时,因为冰冷,烧落叶取暖,不幸晕倒烧死。周秉钧总算以右派身份从政治劫难中熬了过来,晚年过得比较惬意。为了记住这两位先生,我当时就把他们编的《现代汉语》、《古代汉语》这两本教材保存下来,长期保存着。可惜的是,学问大革命中大家单位的人都被贬到“五七干校”,带不走的笨重行李与书籍都寄存在益阳师范的一间小教室里。周铁铮主编的《现代汉语》教材,就这样散失了;幸运的是,周秉钧编写的《古代汉语》教材没有散失。197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派编辑胡本昱同志到益阳约我写古代汉语的书稿,我说:“周秉钧先生编写的《古代汉语》很好。我就写点通俗的问答体书稿,好吗?”胡本昱回长沙后,马上跟周秉钧先生联系出版他的《古代汉语》。因为《古代汉语》的文字部分要铸许多小篆字,几年后才跟读者见面。

 在反右运动中,我读桃源师范时的老师与同学也有许多被打成右派。老师有罗林、杨利民、赖汉屏、熊兴坚、李廷建、龚哲民(副校长)等,同班同学有颜昌明等。颜昌明当过小学校长,很好学、谦虚,在桃源师范毕业后,一直托我买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教材,进行自学。反右打击面很宽,据说全国正式打的右派有55万多人。经过反右运动,乐观、上进的心态消失了,同学之间也不敢说心里话。大家都唱《社会主义好》,有句歌词是:“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。”多年以后,我和诗歌评论家李元洛交谈,李元洛说:“我记得一联名句:廿年左氏春秋史,一代才人血泪愁。”

 反右运动结束,大家年级由11个班合成6个班,我在第四班。1958年,搞“大跃进”,办“民兵师”,大家年级按照军事化而组成“排、连、营”,完全停课,大搞劳动。劳动项目很多,我参加的有:一、用土高炉“大炼钢铁”,拼命拉风箱,日夜加班,虽然只炼出一堆废铁,却谁也不敢提反对意见;二、修筑京广铁路的复线,往往挑灯夜战;三、搞基建,包括挖山、到坪塘运砖,运砖要求多装快跑;四、到农村参加“双抢”;五、“除四害”运动,停课专门捉麻雀、抓老鼠(剁下尾巴上交)、到垃圾堆挖苍蝇产的蛆卵。

 当时流行“放卫星”的口号,就是浮夸出天文数字。记得报纸上报导,夏季小麦亩产达到七千斤,秋收稻谷就更离谱了。报纸上发表了《广西环江县飞出水稻谷亩产十三万斤大卫星》的报导,还登了一个小姑娘坐在稻田谷穗上的照片,以证明这是真实的。据说,帮助中国建设的苏联专家不相信,他们用科学办法计算不出这样高的产量。有的领导自豪地说:“人有多大胆,地有多大产。苏联专家计算不出来的高产量,大家也达到了。”起初,幼稚的我还半信半疑。不久从农村来的同学告诉我说:“大家那里放高产卫星,就是把其他田里的已经成熟的稻子,连根挖起,搬到一丘田里。”有人说:“大家那里也放高产卫星。就是干部叫农民挑着稻谷担子,在验收的地方过秤,然后转一个圈挑回来,再过秤,转几个轮回,产量就放卫星了。这跟唱戏跑龙套一样。”还有人说:“有的干部是为了出风头,有的干部则为了自己不挨斗争,不得不这样。”天哪!

 大家学生搞劳动也要放卫星。记得在坪塘运砖时,正是盛夏干旱,泥土路被板车反复碾压,灰尘有一寸多厚。大家顶着烈日拉车,多装快跑,车和人都被尘土笼罩,身上、头上都是尘土,鼻孔也塞满尘土,嘴里也有土腥味。除了一顶草帽,没有任何防护。大家好多同学都拉血尿,靠喝车前草水减轻症状。潘清江同学拉肚子,仍然坚持,拉在裤子上了,有的同学还开玩笑,叫他“库兹巴斯”,谐音“裤子巴屎”。“库兹巴斯”是苏联的著名煤矿区。

 1957年反右派起直到1960年毕业,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,有“红专辩论”、“向党交心”、“反右倾机会主义”、“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”、“拔白旗”、“消灭白点”,等等。“拔白旗”是针对老师的,著名教授马宗霍气愤地出走,王石波老师等受到批判。“消灭白点”是针对学生的。我同班的伍慎,生活有点散漫,喜欢唱印度影片的《流浪者之歌》,成了批判对象。同年级有个同学叫梅中泉,在全国发表了儿童文学作品,被认为是走白专道路。同年级还有个叫贺慕岳的同学,很喜欢拜仑的诗,受批判时微笑着读拜仑的诗句:“对爱我者报之以叹息,对恨我者报之以微笑。”他的举动,引起大家的“公愤”。他后来自杀了。有一次批判贺慕岳,我也奉命发了言,至今内疚。不讲法律,压制不同的意见,后果是严重的。

 1960年上学期毕业前夕,我还参加了编写《中国古代文学史》的群众运动,主要由学生执笔,我编写的章节有“洪升和《长生殿》”等。苦战三十天,《中国古代文学史》就完成了。真是欲速不达,也是典型的浮夸。

 极左主义的这一番瞎折腾,无人敢抵制,终于导致了后来的学问大革命,把中国推入十年浩劫。学问大革命中,大家的老师,李怙夫妇上吊自杀,羊春秋、马积高等被打成黑鬼,受尽凌辱。同班同学欧阳孟、黄春霖等也遭惨死。2002年,我到郴州,唐克辉告诉我说:“学问大革命开始,黄春霖被打成黑鬼,她正好怀孕难产,医院不为黑鬼接生,活活折磨而死。”

 大学四年,读书时间少,科研没有入门,所以我终身为自己惋惜。

 (待续)

 

点击数:443收藏本页
XML 地图 | Sitemap 地图